英国大选临近 极端政党影响力上升左右政治图谱种植

英国大选临近 极端政党影响力上升左右政治图谱

5月7日，英国将迎来大选，目前的英国已进入“选举节奏”。

在这次选举中，入主唐宁街10号已5年的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能否继续留任，受到了来自工党领袖、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的挑战。英国《卫报》4月14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获得了39%的支持率，与上次民调相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这是保守党自2012年3月以来获得的最高支持率；米利班德领导的工党则获得了33%的支持率居第二位，相比上次小幅下降2%。尽管如此，保守党依然远谈不上稳操胜券，在离选举还有20多天的时间当口，预言“鹿死谁手”还为时尚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室副主任赵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分析称，此次选举算得上是英国自二战以来竞争最为激烈、不确定性最大的一次选举。

英国大选选情空前胶着

根据英国的选举规则，一个政党要至少赢得下议院中650个席位中的326个，才能以绝对多数优势获得执政权。但是目前看来，此次大选没有一个政党有实力赢得绝对多数的议席，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需要由两个或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赵晨认为，这次英国大选呈现出的胶着选情，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来的英国政治图谱中，出现了主流政党影响力下降、极端政党影响力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去年的欧洲议会议员选举中已经显现出来。” 赵晨说，2014年5月，在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选举中，持反欧盟立场的英国独立党获得了28.73%的选票，在所有政党中排名第一。

极端政党影响力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主流政党的选票，使得主流大党无法单独执政。如果要组建联合政府执政，“与谁联合、如何组阁”又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赵晨认为，如果联合政府中包含了极右倾向的英国独立党，下一届英国政府的政策势必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赵晨认为，“作为应对极端党派崛起的策略，在这次选举中，也不排除保守党与工党联合执政的可能性，虽然这种组合在以前的英国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极端政党影响力扩大的威胁之下，英国也可能出现历史上首次由左右两大主流政党联合执政的情况，类似情况在德国已经有先例。”

“卡梅伦的政策不会被根本性推翻”

4月13日，工党领袖米利班德抛出了他的“竞选纲领”。身为左翼政党候选人，米利班德的竞选纲领较保守党而言更倾向于注重社会公平，比如他提出，要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削减学费等方式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同时通过征收豪宅税等方式让富人承担更多责任。

不过，赵晨认为，英国左右两党的执政理念分歧，也许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他说：“在竞选阶段，保守党和工党的竞争理念是很不相同的，但事实上两党的政策分野不是那么大，工党的理念事实上是在向保守党靠拢。”英国人都感受到了，卡梅伦政府执政后推出的经济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保守党政府通过大幅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削减公职人员数量等方式缩减赤字，去年英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3%的水平，这在欧洲而言是比较突出的成绩。英国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保持了活力，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英国的脚步也走得很快。

赵晨据此认为：“即便是工党推出的竞选纲领，也并没有对目前执政党的政策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假使工党通过这次大选获得执政权，也不会根本改变卡梅伦所推行的这些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只会向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方面作出一定调整。”

英国“退欧”前景的“检验阀”

除了经济政策略有不同，英国是否会退出“欧盟”，是此次大选中对垒两党的另一个政策分野。

对于“退欧”议题，工党领袖米利班德曾表态说，工党会致力于使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并且会让英国在欧盟内回到“领头羊”的位置。而今年年初英国首相卡梅伦则表态说，如果在选举中保守党能够继续执政，他将可能把原先承诺到2017年才举行的退出欧盟公投提前。而此前的一些分析认为，卡梅伦承诺2017年举行退欧公投，实际上是一种拖延策略。赵晨认为，卡梅伦的这番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民意”，但事实上英国的经济精英和主流政党的政治精英都明白一个道理，“欧洲的共同市场对于英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英国“反欧盟”民意上升的影响之下，两大主流政党实际上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赵晨认为，这次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退欧”前景的“检验阀”。

英国对华政策将保持稳定

今年3月，英国率先宣布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举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英国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和欧洲国家，客观上引发了众多西方国家陆续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那么，英国大选过后，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会发生改变吗？赵晨分析认为，不管在这次大选中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中英关系都可能会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他说：“注重实用主义是英国外交的特色，英国的主要政党对于自由贸易政策以及中英经济合作都持普遍的支持态度。而英国的文官制度的稳定性，对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因而，从整体上说，英国今后对于亚洲和中国的政策应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本报记者 陈婧 实习生 周智宇 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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