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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过多货币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早晚要放出来

发布时间:2021-01-21 16:48:33 阅读: 来源:松紧带厂家

成思危:过多货币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早晚要放出来

近日,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全球经济大讲坛上表示,超发的货币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早晚要放出来。“最近中国大妈大量购买黄金,也是手头货币太多;房价持续降不下来,也是因为很多人手头有货币,觉得保值买房子更保险。过多的货币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我们不能不给予警惕。”  成思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着力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特别是2008年年底,国家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到2009年底,政府投资是6800亿,银行信贷大约增加9.6万亿,加起来实际上远远超过4万亿。根据我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我国2009年的增长率可能只有2.4%。由于有了这个经济刺激计划,达到了9.2%,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的经济刺激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一是产能的过剩。据报道,在24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21个产能过剩。钢铁行业,目前有6亿多吨产量,但是过剩的产能有2亿吨,如果每吨产能的投资以5000元计算,就是1万亿的资金。这笔投资在投入的时候拉动了GDP,因为投入时要购买生产资料,还有一部分投资会通过工资转化成为消费。但是它以后就再也不能继续拉动GDP了。  二是库存的积压。由于外需的减少和国内的产能过剩,以及产品的内需不足,产品就会积压。但是产品积压从GDP上反映不出来,因为我国的GDP是用生产法计算的,生产出来就算,因此不能反映库存的情况。这和支出法、收入法计算的结果不完全是一样的。  三是投资效益的下降。衡量投资效益有两个直观的指标。一是投资的弹性,就是投资增长1%,GDP增长多少。一般来说,投资的弹性系数至少应该是0.7。但是我国2009年投资增长了30.1%,GDP才增长了9.2%,投资的弹性只有0.3。另一个较明显、直观的指标是投资转化率,就是投入1元钱,能增加多少元GDP(以不变价格算)。我国这个指标最高的时候曾经接近过1,但是近几年来,都是在0.25左右。当然投资效益较低可能有“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收益慢的原因,以及一些无效的投资。即使考虑这些原因,我国的投资效益的降低还是严重的。  四是环境成本的大量增加。我们曾专门测算过,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3.5%。而当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10.4%。这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一代对环境的债务,留给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这种发展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五是大量货币投放造成的问题。首先就是引发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造成了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或者说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这个问题在2010年和2011年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问题是地方债务的迅速增加。当然有人说,地方债务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中央政府还有很大的财力,部分省市也有一定财力。但是如果都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话,那不就意味着鼓励赖帐吗?如果变成银行坏帐的话,那不就变成老百姓的损失吗?危险就在这里。第三个问题是资产泡沫的上升。2009年上半年本来经济情况不好,但是股市却从1664点上到了3300点,经过我们分析和测算,原因就在于,2009年1季度,我国银行信贷增加了4.6万亿。4.6万亿的信贷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他们没有收益较好的项目,也不甘心把钱拿在手中,于是大概有1.9万亿进入股市,结果抬高了股市。但是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不好,到2009年下半年,大约有1.1万亿资金撤出,股市就跌下来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三个“外转内”。中央认真地总结了2009年的经验教训以后,提出一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做到三个“外转内”。  一是从过多依靠外需,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要依靠国内消费,首先要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让大家有能力消费,这就需要有制度性的安排,包括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工资与通货膨胀联动,职工报酬随劳动生产率上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适度推进信贷消费等;其次要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敢于消费,不会为子女上学贵、看病贵、养老难等因素而不敢花钱。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企业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乔布斯”,总是能不断推出新产品吸引大家消费。因此消费拉动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当然,我们说更多地依靠内需,并不是说不重视外贸,而是要注意在外贸产品结构上从低端产品逐渐向高端产品提升,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二是从外延型增长转为内涵型增长。外延型增长就是做加法,比如城市发展“摊大饼式”的扩张,这就是外延型的增长。今后城市发展不能走这样的道路,而是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内涵型增长现在国外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智慧城市,包括精明增长、绿色建筑等。精明增长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利用土地;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内涵型增长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降低环境成本等方面来实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要降低物质消耗,提升每一单位物质消耗所创造财富的水平,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比投资拉动增长的难度要大得多,但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另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降低生产的环境成本也很重要。  三是从外生性动力向内生性动力转变。所谓外生性动力,主是指靠依靠银行贷款、政府的优惠政策等推动发展,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内在的动力来更好地实现发展。我认为,一要提倡创新,鼓励大家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为地区的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内容。二是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的素质。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科技和文化水平,也可以培养创新能力,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可以保证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后天。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于我们的未来。三是要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  改革攻坚要处理好四大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回顾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我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制度创新经常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作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违反宪法的一定要撤销。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也就是依法治官,我国政府对民众处于强势,如果政府官员不守法,如何能让民众守法?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会因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等原因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  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因此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由此可见,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因此二者需要兼顾,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应违反价值规律。价格不应过分背离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就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就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二是不应违反供求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市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有关部门认为电厂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三天开四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三是不应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政府不应保护垄断,限制竞争,而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四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但尚未完全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集中的力量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当然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在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当过分集中权力时,也会把矛盾过分集中;当过分集中财力时,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解码中国经济:被念“紧箍咒”的影子银行将何去何从  随着银行理财、信托贷款等非传统银行业务的急速扩张,中国影子银行问题逐渐成为业界讨论焦点之一,也因而受到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在监管部门一系列监管措施下,被念了“紧箍咒”的影子银行,其发展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影子银行体系中的数万亿元资金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涌动特点,备受市场关注。  对于当前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究竟有多大,市场莫衷一是。虽然银监会提出包括信托公司和商业银行理财在内的六类机构及其业务不属于影子银行,但在业界,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则是目前讨论最多的两种影子银行形式,也是近年来上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两种非信贷投融资形式。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我国存续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达6.7万亿元,同比大增64.4%。信托方面,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截至一季度末,信托公司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达8.73万亿元,同比增长64.72%,再创历史新高。算上其他形式,业内保守估计,中国影子银行所辖资金当在15万亿元以上,占GDP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随着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及楼市的高压调控、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影子银行及相应的风险愈发引人关注,监管部门对各种形式影子银行的监管也明显加码。今年初,银监会召开的中小银行监管工作会议上,“影子银行问题”被置于2013年银行业改革与监管热点问题首位,而日前银监会发布“8号文”对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和投资动向等方面进行细化监管,更是被认为近年来剑指影子银行的最大监管动作。  “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已是大势所趋,各种形式的影子银行发展规模可能受到一定控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判断。  而监管加强后,原来依赖影子银行融资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行情 专区)商将从何获得融资,原来投向理财、信托等各种影子银行的社会资金将流向何方等问题也引起了重视。  “近年来,理财和信托市场吸收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今后如果这一渠道受阻,不排除会有大量资金转道重新涌向楼市等进行投机。”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表示。  也有专家指出,随着理财、信托等融资渠道受到控制,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能将变得更加困难。  “若缩得过紧,可能引起融资需求方资金断流的危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蔡宏波博士认为。  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影子银行的融资功能是保证融资稳定的重要支撑。如果影子银行规模出现快速的大幅下滑,将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压力。  “对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所形成的风险宜疏不宜堵。”社科院世经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认为,目前中国影子银行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中小企业融资。如果对影子银行管控过于严苛,可能会影响这些领域的融资行为。  专家认为,应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非传统银行业务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积极规范和引导相关金融创新,同时通过加强监管与提高透明度等方式来防范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  “对影子银行的各类产品要进行细分,进行区别管理,发挥其积极作用,消除风险。”郭田勇同时指出,要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  赵庆明则提出,影子银行的繁荣源自当前社会资金供需失衡的现实,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规范股票市场,着力保护中小投资者,丰富社会资金投资渠道,解决社会资金出口。(新华网)

中国经济三大失衡趋于严重  从金融视角深入分析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三大失衡日趋严重。  首先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一季度M 2增长15.7%,信贷增长14.9%,M 2净增额达到61951.2亿元,同比增长40.88%,M 2与G D P之比超过200%。社会融资总额新增61479亿元,同比增长58.09%。社会融资各分项指标亦快速增长。  同一时期,G DP增长7.7%,消费增长12.6%,出口增长8.4%。工业增加值增长9.5%,比上年同期回落2.1%。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下降5.2%。财政收入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均远低于货币金融各项指标增速。  与此同时,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成交量和价格持续上涨,再严厉的宏观调节亦遏制不住上涨势头。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同比增长61.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51.3个百分点,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全线上涨,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全年加快4.0个百分点。  虚拟经济异常火爆,实体经济相对衰退,形成“冰火两重天”。制造业产能过剩情况没有好转,钢铁(行情 专区)、水泥、汽车(行情 专区)、家电(行情 专区)、机械(行情 专区)、重化工(行情 专区)、造船等主要制造业之开工率不足70%。许多企业销售不畅,经营困难,盈利能力萎缩。以钢铁为例,2012年全行业利润总额负增长,采选与冶炼业利润亦分别出现-1.02%以及-37.34%的下降。  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的主要原因。一是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过剩,必然流入资产市场进行炒作。二是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国际投机热钱利用汇率升值无风险套利,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三是实体经济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迫使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以牟取比实体经济高得多的收益。  其次是金融体系内部失衡。一方面是货币金融各项指标高速增长,新增信贷年年超过8万亿,官方利率还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却是中小微型企业融资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实际支付利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都纳闷儿:那么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新增信贷都跑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信贷货币有相当部分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贷款派生存款,存款派生贷款,金融机构相互拆解资金,相互购买各自发行的金融产品,风险套利和监管套利风生水起,热闹非凡,大型国企亦参与其中,乐此不疲,成为货币信用“二道贩子”。金融业日益繁荣,资产规模日益庞大(银行业资产总额已经突破130万亿),实际却是金融业“自我循环”和“自娱自乐”,没有完全接上实体经济的地气。  最后是经济体系整体负债率越来越高,杠杆率越来越高,“头重脚轻根底浅”,总有一天要歪倒下来。按宽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总负债规模超过60万亿元,与GDP比例达117%,按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负债总规模接近30万亿元,占G D P比例接近60%。企业负债率则更高。负债率不断攀升,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必然拖累实体经济,酿成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网)

中观视角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  尽管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总体来看,中国经济过去5年又是一个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达9.3%。然而,高速的背后,经济质量却远远跟不上高增长的步伐,现实中经济“重量轻质”是不争的事实,经济转型之路依然坎坷。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处于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时期,习惯中低增速是必然趋势。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的水平,与去年保持一致,彰显了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观察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处于中观层面的产业,将承上启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  农业嬗变加速  过去10年,可谓是中国对农业支持政策最密集、支持力度最大的10年。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出台了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目标,诠释了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政策主线。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的定位,无疑为未来10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房车”白银时代  房地产和汽车(行情 专区)被视为驱动中国经济的“两个轮子”。过去10年,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可谓是10年黄金发展期,但未来10年,这“两个轮子”尽管仍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黄金盛宴难再,都将步入白银时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也将有所减弱。  中国经济患上了房地产依赖症,高房价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的痼疾。高房价和投资投机过度的畸形房地产市场,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已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地产界“带头大哥”王石近日警告,房价一旦再次疯涨,楼市泡沫将可能破裂。过去10年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但楼市政策基本上都是短期的,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楼市长效机制,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价无法跳出越调越涨的怪圈。  汽车作为驱动中国经济的另一个车轮,过去10年同样风光无限,汽车年销量从2003年300多万辆增长到2012年的1900多万辆,年复合增速达到20%,中国汽车产销量雄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市场。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一直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节能汽车补贴、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取消养路费、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征收、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的实施,对汽车产业形成明显刺激。目前,国内汽车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但整体已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未来10年,汽车产业也将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制约。事实上,过去10年,汽车产业规模大肆增长的同时,相应的社会配套设施却难以同步发展,许多城市不得不面对能源紧张、大气污染、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交通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汽车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服务业新引擎  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老大”,但光鲜背后却隐藏着危机,实现节能减排、遏制产能过剩和盲目扩张,已成为艰巨任务。面对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变或不可避免,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尽管中国政府过去10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服务业发展,但中国服务业仍严重滞后。数据显示,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 70%以上,中国2012年提高到44.6%,不到45%,比重明显偏低。而且,中国传统服务业较为发达,现代服务业明显落后。服务业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短板”,也是三次产业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加快发展服务业,成为中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突破口。  总体而言,未来5到10年,转型基调下的中国经济或将步入中低增速轨道,过去10年的传统支柱行业如地产、汽车等将告别黄金期,现代服务业或迎来高速增长,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嬗变也将提速。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驶入快车道,但要避免传统发展思维和同质化竞争,才能成为有力的先导支撑。(投资客)

中国经济正面临空前的“财政焦虑”  面对财政收入下降,而财政支出则保持近乎刚性的较快速度增长的局面,保财税将成为政府的一项硬举措。而从短期看,并没有特效药,这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要面对的艰难转变。从中长期看,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许是有关专家提出的“后土地经济”,这想必是中国经济真正可持续的出路。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低迷的4月经济数据时,财政部发布的4月财政收支情况也很不理想。4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431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657亿元,增长6.1%。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357亿元,同比下降2.2%;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074亿元,同比增长14.7%。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0169亿元,同比增长7.9%。  财政部表示,4月中央财政收入延续3月同比下降态势,主要是受企业所得税增幅很低、进口环节税收同比减少、去年同期清缴石油(行情 专区)特别收益金收入入库较多以及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主要是房地产成交额大幅增加带动相关地方税收相应增加。  无疑,财政收入放缓,与缺乏亮点的宏观经济数据有关。尽管4月工业生产增速较上月低位小幅反弹,但仍略逊于市场预期;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大的投资增速亦不如预期——国家统计局13日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8%;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微幅放缓至同比增长20.6%;发电总量同比增加6.2%。这些数据与此前的先行指标PMI表现比较吻合,验证中国经济弱复苏的判断。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减少就很自然。  值得关注的是,财政增收在放缓,但财政支出却依然保持较快增速。4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9308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422亿元,增长18%。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1588亿元,同比增长10.5%;地方财政支出7720亿元,同比增长19.7%。民生等领域是支出的重点。  多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保持了20%至30%的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增幅也高达24.8%,2012年增幅降为12.8%,仍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在今年的预算中,全国财政收入126630亿元,增长8%,增速降为个位数。但4月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低于8%,中央财政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可以判定,财政收入低增长将成为常态,今后将处于与GDP平行或略高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民生问题历史财政收入从高增长阶段下降到低速增长阶段,财政支出则保持近乎刚性的较快速度的增长,财政收支的一消一涨,加大了中国财政平衡的难度和压力。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两会”后不无担忧地表示,“现在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收入今后我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不太可能出现超规模的增长。这方面国内的压力真是实质性的压力。”而楼继伟真正担心的,还是中国财政赤字规模的迅速扩大。今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元,比上年实际水平大增50%,赤字率为2%左右。赤字扩大的趋势与“稳定平衡的强大财政”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财税收入增长放缓对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切肤之痛”,尤其是一些情况严重的地方政府甚至有可能“揭不开锅”。地方政府财政遭遇困境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宏观经济周期有关,冬天来了,万物萧瑟;二是与房地产调控有关,调控打破了地方政府熟悉的“土地经济”模式,掐住了地方的一大财源。  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压力很可能激化出更为严重、更现实的问题。比如,“营改增”后,地方政府收入可能出现变数。随着“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大踏步推进,越来越多的试点企业反映税负明显减少。据了解,如果“营改增”在全国推开,全国税收净减收大概超过1000亿元。地方财政由此受到的影响不小,作为地税的营业税没有了,而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占25%的比例;从短期看,试点行业整体税负是下降的,地税收入也会随之减少。结果是企业税负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了,地方政府没钱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必然导致非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会出现地税多征税、从严征税情况。数据显示,4月,土地增值税244亿元,同比增长30.5%;契税316亿元,同比增长69.2%;城镇土地使用税198亿元,同比增长16.9%。地方非税收入在4月达1062亿元,同比增长7.7%。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营改增”减轻企业税负的目的被打了折扣。再加上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在财政压力之下,地方政府还有可能出台很多畸形的政策增加收入。  经济增速放缓,也给就业形势蒙上阴云。今年一季度就业数据显示,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高于2011、2012年同期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1%,与去年底持平。仅从数据上看不出多大问题,但最新的市场迹象显示,裁员开始蔓延至相对稳定的外资白领,失业开始露出恶化的苗头。更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我国还面临一场就业危机。中国的就业危机有两大问题与国外失业危机不同:就业矛盾中最难办的是新增就业问题,新增就业矛盾中最难办的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据报,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到目前还没有被就业市场完全消化,而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再增逾700万,这对新增就业市场来说将是极大的压力。宏观经济放缓和部分行业不景气让眼下找工作的难度显得比往年更大一些。北京、广东、上海等地毕业生签约率的走低印证了今年严峻的就业形势。  总之,目前,国内在经济上多种矛盾并存,各方面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保财税将成为政府的一项硬举措。那么,如何缓解这种“财政焦虑”?短期来看,并没有特效药,这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要面对的艰难转变。而从中长期看,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许是有关专家提出的“后土地经济”,这想必是中国经济真正可持续的出路。(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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